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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5页）

来找阳翰笙的并不止袁牧之等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武汉行营政训处电影股的郑用之也跑来和他商量：抗战当头，可否携手共同建设一个设在汉口的国有电影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即“中制”。阳翰笙答应了这个请求。

袁牧之等人的到来令阳翰笙很高兴，这无疑增加了前往武汉组建第三厅的力量。很快，阳翰笙和袁牧之、陈波儿等人便起程了。

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江水激荡，乘船之人也为之热血满腔。

到达武汉后，阳翰笙上通下连，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此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打理日常工作。其中，第六处的处长为田汉，六处的二科是负责电影制作和发行的，科长就是郑用之，他也同时兼任“中制”的厂长。

“中制”由“汉口摄影场”改组而来，原来归武汉行营政训处管理。厂长郑用

之虽是国民党人，但对共产党人历来友好。“中制”组建后，特别是随着阳翰笙等人的到来，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不断加入，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应云卫、郑君里、司徒慧敏、金山、赵丹、白杨、钱千里等都会聚于此。

眼看着艺术家越聚越多，思考着当前局势与未来中国命运的阳翰笙，心头一次又一次被几个月前上海保卫四行仓库的战斗情景所冲击，他想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来，编成电影剧本，名字就叫《八百壮士》。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无眠，阳翰笙被壮士们的斗志感染着，他眼前不但再现着枪林弹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快，《八百壮士》的剧本就形成了。

让谁来演呢？阳翰笙想到了袁牧之。

本来，袁牧之到达武汉后，即开始筹划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他一边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希望能够见到相关负责人，陈述自己赴延安的想法，一边把自己圈在汉口杨森花园的一个小屋子里，研究纪录片的拍摄技巧。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形成了一篇名为《谈纪录电影》的文章。

一天，袁牧之接到通知，让他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那里的军事长官要见他。当袁牧之来到办事处时，一个举止优雅、气质非凡的人进入他的眼帘。袁牧之抢上去握手，他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来

。

袁牧之表示自己很想去延安拍摄一部纪录片，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志气和决心。

但是，当时延安还没有拍摄的基本条件，比如拍摄的设备、胶片等等都不具备。周恩来建议袁牧之先加入刚刚改组完成的“中制”，摄制抗战影片，待延安的拍摄条件成熟了，再请他赴延安。

与周恩来见面后不久的一天，袁牧之又接到了阳翰笙的邀请。当他匆匆赶来时，发现应云卫和陈波儿也来了。阳翰笙手里拿着一沓纸，脸色微红，有些兴奋，语速也比平常来得急促：“你们看看这个剧本，要是行，你们能不能拍？”“这个题材好！”“能拍！能拍！就让我们干吧！”

信心满满的阳翰笙又找到“中制”的厂长郑用之。郑用之表示全力支持。最后，大家决定，由应云卫任导演，袁牧之出演男一号，扮演守军团长谢晋元，陈波儿出演女一号，扮演女童子军杨惠敏。

想要再现上海守卫四行仓库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场面，就需要摄影棚。可是武汉哪有摄影棚！他们就在汉口国际跑马场附近的杨森花园布景拍摄。在那样一个国家危亡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把自己的意志力发挥到了极致。电影《八百壮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抗战电影《八百壮士》在全国放映，为宣传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谓“

八百壮士”？

1937年8月13日，来势汹汹的日军幻想用枪炮打开中国最繁华都市的大门，然后长驱直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两个字从地球上抹去。淞沪战役在这一天正式爆发。然而，侵略者们想错了，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肉之躯，都不允许外人轻易逾越。

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士兵们用生命保卫着自己的家园，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地倒下了，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当年10月26日，大场、江湾、闸北等多个地区被日军占领。再战下去，守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最高当局决定，只留下第八十八师一个团阻击日军，掩护主力军队撤到苏州河以南。留下的团番号524，负责人是中校团副谢晋元，实际兵力400余人。

谢晋元选择苏州河北岸西藏路附近的四行仓库作为最后的阻击堡垒。这可能是在战场上你死我活时刻的最好选择。四行仓库原来是几家银行的储备仓库，六层，钢筋水泥的筋骨，适合固守，此为一；之前这里已经被征作八十八师的师部，给养和弹药都还在，比较充足，此为二；仓库的东面和南面紧挨公共租界，日军考虑到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担心炮弹误入租界地，误伤西方人，而无法使用重炮，能够为中国守军赢得机会，此为三；仓库周边没有其他遮挡，在

苏州河的对岸，各国媒体齐聚，可以将日军的凶残向全世界报道，当时，一个国际军事观察团正好在上海，此为四。所以，谢晋元的选择堪称战略与战术的双重选择。

战斗很快打响了，谢晋元率领一众据守不出，日军因此一时攻不进来。

在战斗的间隙，上海润州中学初二学生，刚刚15岁的杨惠敏从四行仓库南侧的租界地经过。她看到了一幕让她备受鼓舞的画面：一个英国士兵正在朝仓库内的中国军人扔香烟。

出于对中国军队的敬意？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15岁的少女心情激荡，她飞快地思考自己能为这场战争做点儿什么。她迅速写下了上海商会的电话号码，请守军立即交给这里的最高长官。

得到这个电话号码后，谢晋元与商会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各界群众很快前来劳军，运来了大量的食品和药品。

最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了。10月28日午夜，四行仓库枪声大作，日军期待用最猛烈的攻击尽早结束战斗。就在胶着之际，杨惠敏穿着当时童子军的军装，冒着枪林弹雨，从苏州河泅渡，来到河北岸，把一面国旗交到了谢晋元手中。这令守军群情激昂，将射向敌人的子弹成为他们最好的情感表达，他们在向这个小姑娘致敬，也请这个小姑娘放心！

紧握杨惠敏双手的谢晋元，为了不让小姑娘失望，为

了给广大中国民众以希望，也为了迷惑日军，告诉她，回去后让民众放心，守卫仓库的有800多人，勇士们定会战至弹尽粮绝，只要有一口气在，必誓死护卫国土。

第二天早上，杨惠敏送过来的旗帜被插上仓库的楼顶，与火红的晨光交相辉映。

1937年10月31日凌晨，英勇的守卫将士掩护大部队的任务圆满完成。此时的守军虽然已经损兵折将，所剩不多，但谢晋元与士兵们越战越勇，希望上级将官能够允许他们战至一兵一卒。但这一请求没有得到批准，谢晋元率领兵士进入租界。然而，租界虽小，却事涉国际外交，最终，租界当局既没有按中方的要求放走谢晋元，也没有按日军的要求“引渡”谢晋元，而是把他们暂时扣留不放。

没想到这一扣就是三年。在此期间，谢晋元带领兵士日日出操，坚持让中国的旗帜在租界地高高飘扬。与此同时，谢晋元拒绝了汪伪政府的收买，也拒绝了日本交出武器即可以难民身份离开的条件。不幸的是，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叛徒出卖，遭袭身亡。国民政府追授谢晋元为少将。

阳翰笙的电影剧本《八百壮士》，即根据1937年10月下旬那四天左右时间血与火相交织的战斗改编而成。阳翰笙在剧中营造了租界地、国统区及四行仓库一面和平景象一面血雨腥风战争场面

的强烈戏剧冲突，营造了守军的无畏与民众的声援共同辉映的全体国民抗战的氛围，情节发展流畅紧凑，矛盾冲突充满张力，令人血脉偾张。这是对国民的一种守护，也是对国家未来的一种信心。

电影拍竣后，在武汉以及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地方公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八百壮士》一展中国人抗战的风姿，放映后得到国际人士的肯定。影片还被拿到菲律宾、缅甸等国放映，看了电影的人们，无不被“八百勇士”的英雄主义气概所感染。

让抗战电影真刀真枪露一手之后，1938年年初，阳翰笙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罗明佑、邵醉翁、张道藩、郑用之、袁牧之等都是协会中的理事。

1939年，阳翰笙开始集中精力为“中制”编写完善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同时，把《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改编成电影剧本《日本间谍》；1940年，编写电影剧本《青年中国》。随后，他又投身到话剧等艺术领域，创作颇丰：1945年，创作五幕话剧《槿花之歌》；1947年，为电影《三毛流浪记》编剧；1948年，完成电影剧本《万家灯火》。

在这些电影中，《青年中国》讲述的是一支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塞上风云》则以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

抗日为题材，《日本间谍》揭露的是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在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阳翰笙从《八百壮士》开始，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作为核心思想，贯穿在其文学创作的生命长河当中。阳翰笙的电影作品同这一时期的其他电影一起，筑成了大后方电影的抗战长城，在人们的心中屹立不倒。

“‘大后方’电影，作为抗战电影的独特的历史存在，主要发生于武汉、重庆和成都。”“‘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及50余部纪录片。1938年9月，‘中制’迁至重庆，同时加强编导委员会及创作部门的力量。这一时期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8部故事片和《民族万岁》等多部新闻纪录片。”#pageNote#25

除“中制”之外，还有一个国营的电影公司在大后方电影的拍摄中引人瞩目，它就是“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这一时期，“中电”的重点是新闻纪录片，《克复台儿庄》《重庆的防空》《抗战第九月》等多部战争题材的纪录片都出自“中电”。

在众多的大后方抗战电影人中，阳翰笙是光彩夺目的。有人说他性格温和。一个性格温和的文人，在自己的民族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候，他的内

心不仅有火，更有枪，有子弹。有人说他意志坚定。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在炮火当中，会有十足的韧劲儿和耐力，为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一往无前。在阳翰笙等文艺工作者的擂鼓助威之下，中国抵御了日本的侵略，走向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