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阳翰笙担任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1958年，他发表了四幕话剧《三人行》，1963年，为电影《北国江南》编剧。

1993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逝世，走完了91年的革命与艺术之路。

为大后方电影做出重大贡献的阳翰笙拍完《八百壮士》之后不长时间，即前往重庆。他并不知道，演完谢晋元团长之后，继续留在武汉的袁牧之内心有多么焦灼；他也不能预料，《八百壮士》成为扮演童子军杨惠敏的陈波儿的银幕告别之作，在那之后，陈波儿再也没有出演过其他电影角色。袁牧之内心的焦灼，源于他想快点去延安。

电影《八百壮士》的成功，并没有让袁牧之兴奋太久，日寇的步步紧逼，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他到延安拍摄纪录片的要求仍然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尽管此时袁牧之已经研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纪录片摄制技艺，而且

很有心得。

转眼到了1938年的三四月间，滚滚东逝的长江水给武汉送来了春天的信息，催开了城中与山脚的春花。忽有一日，有人来袁牧之的住处通知他，周恩来先生想见见牧之先生。在去见周恩来的路上，袁牧之好像才注意到武汉这个城市的花朵是如此的美丽。

周恩来对袁牧之热情而尊敬。原来，中国共产党准备在延安成立一个专门的电影机构，用自己的力量拍摄电影，但缺乏电影人才。周恩来希望袁牧之加入。“就等着这一天呢，我很想尝试！”袁牧之眉毛一扬。

但是，延安缺少电影摄制器材，需要有人到香港去购买。袁牧之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在做了一些路途上的安排和相关准备后，袁牧之以最快的速度出发了。然而，那个年代，又赶上战乱，一路难行。等到了香港已经是1938年的初夏。阵阵海风袭来，袁牧之的心情为之开阔了许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廖承志，他按照袁牧之提供的电影器材的品类与规格的清单，很快采购齐全。主要是一部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米的16毫米胶片。拿到器材后，袁牧之没有做任何停留，旋风似的从香港返回武汉向周恩来复命。

周恩来看着袁牧之带回来的电影器材，为延安即将能够记录和传播战地影像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更何况站在他面前憧憬

着亲手摄制影片的人还是一位带着赤诚报国之心的电影界名流！

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在赴延安之前，希望他去会见一个人——目前正逗留在汉口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约·伊文思。之前，伊文思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达了与中国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的愿望，周恩来向他推荐了袁牧之。

伊文思比袁牧之大11岁，1898年11月出生于荷兰的尼海格城。1911年，有着极高天分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纪录片《茅屋》，这一年，他才13岁。1917年中学毕业后，伊文思进入鹿特丹市高等经济学院学习。由于对电影非常感兴趣，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荷兰创立了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1927年拍摄了真正个人意义上的纪录片《齐迪奇纪事》。其后，他往来于波兰、比利时、德国、法国、苏联、美国和西班牙等国拍摄纪录片，如《工业交响曲》《英雄之歌》《博里纳奇》《西班牙的土地》。1935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广泛关注。鉴于伊文思拍摄了诸多在世界范围取得影响的国际事件纪录片，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找到他，出资委托他到中国拍摄抗日纪录片。伊文思愉快地答应了，并找到

他的两位助手——荷兰人约翰·弗尔汉和匈牙利人罗培·卡巴一同前往。

他们随身携带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器材：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以及2万米胶片。他们首先找到“美国援华协会”，设计了从美国到香港再进入广州，最后到达汉口的路线。

1938年1月，伊文思出现在汉口的街头。随后，他拍摄了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大量素材。特别是在1938年的三四月间，他来到台儿庄前线，冒着极大的危险，捕捉了台儿庄战役的大量历史瞬间，那被炮火炸过的焦土，永远定格在转动的胶片上。

伊文思当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位于西北的红色基地则让伊文思感到了神秘。他知道，两三年前斯诺与邓汉姆等人都曾去过陕北，用16毫米摄影机拍过中国红军的镜头。延安仿佛有某种魔力，吸引着他。为此，他制订了去延安的计划。

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因为不断受到来自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没办法，他只好回到汉口。听说中国共产党拟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后，他便找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希望了解一些情况，并提出能否会见中国的电影艺术家的请求。

袁牧之与伊文思的见面，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相见：一方面，战争的威胁已经让武汉这座城市有些喘不过气来；另一

方面，担心有损国民政府形象的特务和暗探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躲藏，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盯梢、警告甚至逮捕。

但两位艺术家的见面显然是极为愉快的，充满了对过往电影工作的热烈回忆，更有对未来电影工作的畅想。久违的艺术张力在小屋子里弥漫。

最后，袁牧之告诉伊文思，自己的理想是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刚刚到香港购买了电影器材，这个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即将踏上远赴西北的路程。伊文思听后，略一沉思，告诉袁牧之，他即将去美国完成在中国所拍电影素材的后期制作，去延安的理想可以由袁牧之替他完成，而延安的拍片条件艰苦，他可以把一台35毫米的手提埃姆摄影机留下来给袁牧之使用，同时还能留下2000英尺#pageNote#26的胶片。

袁牧之紧紧地拥抱伊文思，表达对他的感谢。他们约定，第二天傍晚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的西侧见面，伊文思从住处把摄影器材带过来。

当满脸笑容的袁牧之回到八路军驻汉口的办事处时，周恩来正等着他。听了袁牧之的叙述，谨慎的周恩来做出了另一个安排：由于这次和伊文思会面谈的时间比较长，容易被国民党特务注意，第二天可以去约定的地点取电影器材，但袁牧之不能去，以免被继续盯梢。而代替袁牧之去接头的人最好是陌生的面孔。

“让印咸去吧！”袁牧之脱口而

出。

此时的吴印咸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陌生面孔”的要求。

1935年前后，吴印咸跟随袁牧之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其在电影摄影方面的声誉与日俱增。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吴印咸与他的好友许幸之立即筹划，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淞沪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影片拍摄完成后，遭到当局的禁映，甚至销毁。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吴印咸拍摄左翼电影《马路天使》工作照

淞沪抗战失败，昔日影院、戏院流光溢彩的大上海，已经随着大量电影人的撤离黯然失色，只有租界区的一些文艺工作者还在勉强支撑。吴印咸最后离开了让他感到伤心的城市，不停地在香港及内地之间奔波，转眼一年过去了，却什么事儿也没有做成。曾经那么风光的一位电影摄影师，现在却失业了。

正在吴印咸失魂落魄之时，袁牧之发来的一封邀请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的电报让他感到心头一热。他星夜赶赴武汉去见袁牧之。袁牧之告诉他，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即将成行，请他做摄影师。

“是否愿意再度合作？”袁牧之热切地问。

“好！就到延安去！”吴印咸点头应允。

没想到，刚刚到达武汉没几天的吴

印咸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与一个外国人“接头”。

吴印咸当然清楚“接头”的重要性。第二天傍晚，他坐上周恩来专门安排的轿车直奔中山公园。等了一会儿，夜色渐浓，另一辆汽车驶来，一位外国人从车上下来。吴印咸知道伊文思到了。他迎上前去，只听对方用中文说：“延安！延安！”

吴印咸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电影器材，便赶紧坐上汽车，回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20年之后，伊文思对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只是，他把那辆轿车当成了出租车。“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汽车。当时，我未能看清这个中国同志的模样，我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这位中国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1957年，当我再次来中国时，人们才告诉我，这位中国同志就是目前‘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同志。”#pageNote#27到达美国后，伊文思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的后期制作。“影片《四万万人民》在艺术手法上炉火纯青，片中的解说词由美国电影剧作家杜特莱·尼克尔斯撰写，解说则由美国电影与戏剧演员弗雷德·马区担任。影片配乐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

旋律。”#pageNote#28《四万万人民》让广大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看到了中国人在反抗日本侵略过程中的英勇，也看到了中国人克服重重困难的艰辛。

现在，袁牧之的手上已经拥有35毫米和16毫米一大一小两台手提摄影机了，还有一万多米长的胶片。这，就是袁牧之的生命，就是袁牧之的未来。袁牧之向周恩来报告，目前已经具备了拍摄条件，而吴印咸、钱筱璋等人也已准备好，一行人可以随时启程赴延安了。但周恩来告诉袁牧之，暂时不要去那么多人，因为容易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陈波儿当时有其他工作已经赴重庆，暂不赴延安，钱筱璋也等一等再去，袁牧之便和吴印咸先去。

1938年7月的一天，烈日当空，袁牧之和吴印咸在地下交通员的安排和帮助下，终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行程。在登上列车的那一刻，袁牧之觉得眼睛有些模糊，一大滴眼泪混着汗水，砸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