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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4页）

艺华却摆起了谱：用我们的周璇，可以，拿明星公司的白杨来换！

白杨是何许人也？她就是电影《十字街头》中出演敢爱敢恨的上海女职工杨芝瑛的女演员，当时正如日中天，票房价值不知比周璇要高出多少倍。两人互换，价值不对等。

但袁牧之不这样看，他动员明星公司的老板同意用白杨去换周璇。此时的袁牧之更像一个赌徒，把“宝”都压在了周璇的身上。

袁牧之的胆魄来自对周璇的了解。周璇本名就叫小红，从小被父母遗弃，8岁时险被养父卖入娼门，后被养母的妹妹阻止，进入歌舞团学艺。她嗓音好，又兼学习刻苦，歌

唱事业有所进展，演唱了《民族之光》等歌曲。有感于《民族之光》中的一句歌词“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上”，她改名字为“周旋”，后来到电影公司上班，又改为“周璇”。袁牧之觉得，周璇有着小人物的命运，她的艰苦的童年与《马路天使》中的小红有很多相似，这样的生活经历会让周璇演绎的小红格外真切。

不出袁牧之所料，周璇的表演丝丝入扣，感人至深。她在电影中两次演唱《天涯歌女》，完全唱出了两种不同的味道，让作为导演的袁牧之十分满意。

1937年7月7日，袁牧之选择这一天为他刚刚完成不久的《马路天使》试映。巧合的是，在同一天，日军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卢沟桥，中国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这也预示着袁牧之未来的人生道路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7月24日，《马路天使》在上海金城大戏院正式开映，到8月13日上海抗战打响，仅仅21天，观众就超过了10万人次。

“这是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新电影运动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有声片在3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旅程中的趋向成熟之作。”“影片角色表现自然生动，悲喜交融，别具韵味，富有整体性的艺术成就……因此被萨杜尔视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先驱’。”“《马路天使》被当时的影评家们视为‘足与外片相对抗’（夏

衍语）。”#pageNote#23《马路天使》也成了袁牧之的巅峰之作。“要选20世纪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肯定是其中之一；而要选20世纪中国电影的经典作品，袁牧之1936年编导的有声影片《马路天使》一定会榜上有名。”#pageNote#24

电影《马路天使》海报

1937年2月初，朔风呼啸，寒冬让北平的里里外外都挂上了一层白霜。但燕京大学的礼堂里热度非凡，人们正在这里观看《汉奸的日子》等四部独幕剧。

独幕剧的上演是陈波儿争取来的，因为此时的当局还在禁止抗日题材剧目的演出，他们担心会进一步“激化”中日之间的矛盾。陈波儿是一个月前来到北平的，她率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到绥远抗战前线劳军，返程时来到北平，准备在这里演出国防戏剧。

冥冥中似是命运的安排。就在她们演出的同时，离礼堂不远的燕京大学临湖轩，一个与众不同的展览正在进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形象，红军的军容，神秘的延安，一系列来自中国西北方向的照片悬挂在这里，甚至还放映了来自延安的纪录片影像。听说这个展览后，陈波儿专门前往观看，遇到了展览的主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4年，斯诺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从1936年6月开始，斯

诺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对延安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和考察，不仅拍了大量的珍贵照片，还用摄像机拍摄了一些16毫米纪录影片素材。回到燕大后，斯诺一面专心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面展览他在延安等地拍摄的照片和影像，并亲自在现场解说。

在照片和银幕上看到了延安，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形象的陈波儿，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油然神往。

陈波儿结束在北平的演出回到上海后，把在北平的这一经历详细地说给了袁牧之，她认为斯诺所拍摄的纪录影片有着世界性的意义。

这令勇于挑战自我的袁牧之瞪大了双眼，一个愿望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如果有机会，应该到延安去，到那里拍摄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记录中华儿女抗击外敌入侵的昂扬气魄，记录奔跑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滚滚洪流。

七七事变之后，伴随着《马路天使》的公演，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如中国剧作者协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文艺界还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排演话剧《保卫卢沟桥》。袁牧之参与其中，深深感到激发起全民族抗日斗志的重要性。“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决定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陈波儿和袁牧之都

在演剧队中，袁牧之被编在第一队。恰在此时，思想靠近延安的陈波儿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转移到武汉。陈波儿正准备动身时，袁牧之来了，把希望能借此机会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

此时的延安是两个人共同的生命朝向，因此他们一拍即合。两个人还决定，此行带上钱筱璋，因为这个小兄弟与他们志同道合。

说走就走，三个人很快就离开了上海，袁牧之这才感觉到，这个8月是如此炎热，汗水不是从身上流出来的，而是从脚下的中国大地上流出来的。今后的命运没有人说得清，但仍然令袁牧之感到激动和憧憬，因为他认定，他向前的方向是光明的方向，是自由中国的方向。

舞台上纵有千面，此时却向一面而生。袁牧之1937年8月的出发，改变了中国电影的未来。

（三）向延安进发的左翼电影人

往昔的夏日蝉鸣被枪炮声与喊叫声代替了。1937年8月的上海，梧桐叶片中透过的不再是微雨、轻风和细碎的阳光，而是惶恐、不安和死亡的威胁。

袁牧之、陈波儿和钱筱璋认真规划了他们离开上海的路线：闸北枪声最重，他们需要从南市离沪，然后去嘉兴，再到苏州，从苏州转南京。这是一个大圈子，像一个弧。有如弯弓搭箭，他们要把自己“射”出去，从南京先“射”到武汉，然后再从武汉“射

”向延安。

准备离开上海的他们还不知道，当时正发生着一场影响中国民众民族魂魄的战斗，而正是袁牧之、陈波儿和他们的朋友把这场战斗的气壮山河搬上了银幕。

走出上海，便见难民遍野。三人带着沉重的行李，互相扶持，行走殊为不易。在此过程中，袁牧之与陈波儿在生命的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的多个层面对彼此增进了了解。路途虽长虽苦，却是甜美的，是令人充满期待的。在苏州，他们拼命挤上开往南京的火车，火车上人多到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他们就把自己塞进火车的厕所中，身体被汗水一次次洗透。此时的他们，唯有通过眼神互相告慰。

到了南京，大家住进下关的一间小旅馆。陈波儿告诉袁牧之，她要先去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联络一些事宜，便匆匆而去。也就是这次在南京，陈波儿经李克农、叶剑英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送走陈波儿的袁牧之则急急地走进南京城，他要找一个人，那个人叫阳翰笙。

几乎就在袁牧之一行离开上海的同时，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签署命令，把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为表合作精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国民党方面的陈诚任部长，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任副部长。根据

周恩来的提议，政治部将筹建第三厅，负责抗战宣传及文化事宜。根据对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了解，周恩来找到阳翰笙，希望他到武汉协助郭沫若把政治部第三厅组建起来。

1937年，阳翰笙35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之时。而周恩来看重他的则是其稳健持重、才高八斗。

1902年11月2日，阳翰笙出生于四川省高县罗场一个经营丝绸和茶叶、复姓欧阳的商人家庭。翰笙是他后来起的笔名，刚出生时，长辈给他起的名字是欧阳本义。

1924年，勤勉努力、孜孜以求的阳翰笙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得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中国当时最繁华的经济与文化之都。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阳翰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底，22岁的他被党组织任命为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此后，他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成果颇丰，其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1929年，他成为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12个筹备组成员之一。

1933年，他正式取笔名阳翰笙，并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写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后来《生之哀歌》《逃亡》《新娘子军》《生死同心》等电影剧本连续诞生。

1935年，由于阳翰笙的思想主张不断在艺术团体及银幕上得以体现，引发了较为激烈的社会影响

，政府逮捕了他及田汉等人。

当年年底，社会名流柳亚子及蔡元培等不断出面干预，阳翰笙获得保释，但并没有完全恢复行动的自由。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决定，给他真正的身心释放。由于当时的局势复杂，阳翰笙便在南京暂住。

1938年8月，阳翰笙写成了四幕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并为新华电影公司创作电影剧本《塞上风云》。